在我讲述的这些事件的很多年后，在我为了看遍世界上所有博物馆而去的旅行中，我会在秘鲁、印度、德国、埃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花几天时间去看里面展出的收藏品、成千上万个奇怪的小物件，晚上我会喝上一两杯酒，然后独自在街上走几个小时。在利马、加尔各答、汉堡、开罗和许多其他城市里，我会透过窗户或是窗帘的缝隙，看那里的人家吃晚饭时是怎么看电视的，又是怎么说笑、聊天的，我会找各种借口走进他们家里，甚至和主人们一起合影。也因为这样，我发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家的电视上都放着一个小狗摆设。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上百万的家庭，为什么都觉得有必要在电视上放一个小狗摆设呢？

这个问题，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第一次我是在凯斯金家问自己的。第一次去芙颂他们在尼相塔什的库于鲁？鲍斯坦街上的家时，我就立刻发现了一只陶瓷狗，随后我得知，那只狗在电视机前是放在晚上他们一起收听的收音机上面的。就像我在大不里士、德黑兰、一些巴尔干城市、拉合尔和孟买的很多家里看见的那样，凯斯金家也在小狗的下面放了一块手工钩织的小垫子。有时狗的旁边会被放上一个小花瓶，一个海螺，（有一次，芙颂微笑着把海螺放到我的耳边，让我听被挤压在海螺里的海洋的嗡鸣声）有时狗会被靠上一个烟盒，狗就成了烟盒的警卫。摆在桌上的小狗，有时是根据烟缸和烟盒的位置来调整的。让我感觉小狗会摇头，甚至会扑向烟缸的这些神奇安排，我一直以为是内希贝姑妈做的，但197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我仰慕地看着芙颂时，我看见她去变换了电视上小狗的位置。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起对小狗，甚至是对电视机的注意时，她这么做也许只是一种不耐烦的举动，因为我们都在餐桌上等待她母亲准备的饭菜。但这，还是没解释为什么要把狗放在那里。在以后的几年里，电视机上还放过另外一个为烟盒做支撑的小狗。一段时间电视上还出现过两只真的会摇头的塑料狗，那些年经常能在出租车和小公共后窗上看见这样的狗，但它们随后又消失了。很少谈论的这些小狗的行踪，当然是和我对凯斯基家物品的兴趣息息相关的。在电视机上面的小狗快速变化的这段时间里，内希贝姑妈和芙颂已经感觉或是知道，就像别的那些物件一样，它们都是被我“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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