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想简短地说一下来结束我的故事。开车时为了能够轻松地和芙颂讲话我摇下了车窗,在车撞向枫树前一刹那,我本能地把胳膊伸出了窗外,这让我逃过了一死。因为猛烈的撞击,我的脑子里有轻微出血,脑组织受损,我昏死了过去。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安上了呼吸机。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我什么也不能说地躺了一个月。我想不起任何单词,世界冻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嘴里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时,贝玲和母亲哭着来看了我。甚至连奥斯曼也满怀怜惜,只是他的脸上依然还不时出现一种“难道我没说过吗”的表情。
我的那些像扎伊姆、塔伊丰、麦赫麦特那样的朋友,也和奥斯曼一样,用一些责怪、一些忧伤的表情审视我,那是因为交警的报告里显示,车祸的原因是司机醉酒驾驶(狗的因素没被发现),外加报纸上那些添油加醋的报道。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对我依然是满怀敬意的,甚至是伤感的。
六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做了行走治疗。重新学习走路,是一种像重新开始生活那样的情感。在这新的人生里,我总是在想芙颂。但想芙颂,已不是一件和未来,像从前那样和我心里的欲望有关的事情,芙颂已慢慢变成了一种和过去以及回忆有关的幻想。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为她忍受痛苦,不再意味着想得到她,而是意味着可怜我自己。我也是在思考和回忆,在失去的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之间的这些点上,萌生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希望得到一些安慰,于是我读了普鲁斯特和蒙田等作家的书籍。当我和母亲看着金色水壶面对面坐着吃晚饭时,我总是若有所思地看电视。在母亲看来,芙颂的死和父亲的死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俩都失去了所爱的人,因此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板起脸,惩罚别人。更何况这两起死亡的背后都有酒,都有对内心郁闷的宣泄。母亲不喜欢这第二个解释,而我却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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