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已经有三十年了。这句话我已经说了颇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已经说了那么久，以至于它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现在，我业已进入写作的第三十一个年头。尽管有一些夸张，可我仍然喜欢说，我写了三十年的小说。偶尔，我也写些其他的文章：散文、评论、对伊斯坦布尔或是政治的反思以及演讲等。但我真正的使命，让我和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仍是小说写作。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间比我更长，有的在不经意间，已经写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有许多作家，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读他们的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他们的写作生涯都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作为作家，为何我对自己的三十周年如此在意呢？这是因为，出于习惯，我此刻渴望谈谈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

为了使自己高兴，我必须每天服用文学这剂药丸。在这一点上，我与每天都服药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小时候，当知道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时，我就像大家一样，为他们感到难过，我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半死之人。而我对文学的依赖，也使我同样像个半死之人。特别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我感到别人看我，就仿佛我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人，注定会成为“半死之人”。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半个幽灵”。有时，想到我已经死了，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我甚至感到很享受。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良药。如同他人口服或注射的药物一般，我每日的药剂，文学——倘若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每日解瘾的毒品——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首先，这药剂必须有益处。它的好，在于让我明了它有多么真实、有效。读某部小说中隽永深刻的段落，进入那个世界，并相信它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高兴，更让我与生活紧密相连。我也更希望那作者业已过世，那样就不会有一丝阴云般的忌妒来减弱我对他的赞叹。年岁愈长，我就愈相信，最好的作品往往出自已过世的作家之手。即使他们尚未死去，感知他们的存在，也仿佛像感知某个幽灵。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街上偶遇某个伟大作家时，我们会把他们当做幽灵，好似在远处看到某个奇迹，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敢接近这幽灵，求取签名。有时我会提醒自己，这些作家很快就会死去，而一旦他们逝去，其遗留下来的作品就会在我们心中占据更珍贵的位置。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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