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都以为破译日军密电码这件大事，不是军统所作，就是中统所为，于是糊里糊涂地把这一功劳加到了戴笠或二陈的头上。例如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而戴笠的家乡浙江省江山县政协编的《江山戴笠》一书的《戴笠小传》（申元著）中，即有这样一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戴笠着手建立电讯系统，设总台于南京，由魏大铭主其事，规模粗具。继后，又特聘清华大学教授温毓庆从事破译密码的研究工作。不久，戴笠组成以温毓庆教授为主任的特种技术研究室，进一步加强破译技术的研究工作。一九三九年，于俘虏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五十字母组成方法，对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年，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侦收机达五十架，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打开中美情报合作之门奠定了基础。

这一段话，虽然是半官方（县政协）发布的，看起来似乎也很明白，但有的则与实际情况相去很远（军统局内部根本就没有密电研究人员，详后文）；有的则一望而知为牵强附会（例如“工作人员增至五十人，侦收机达五十架”，岂非人手一架？），有的则故意阴差阳错，语焉不详，似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破译的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不是军统局人员所破译，也是军统局打下的基础，如此等等。

由于事涉军事秘密，国共两党的政府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正式发布过有关这一事件的文件。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间性的。有的国家，规定了保密的时间限制。例如英国，把国家级机密限制在三十年以内，过了限期，才允许当事人发表回忆录。如今半个世纪过去，有关这件大事的经过，竟一直没有详细的报道，而关于破译这份密电码的功臣，却已经有两家报刊略有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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