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撤退、转移中疲于奔命。还没安顿下来，又东调西迁，总算脱离了“中统”这个特务机关。

但是破译日军密电的工作毫无进展。他认识到此道非自己所长，终于辞职改行，到广播电台去作对日宣传。偏偏何应钦又来找他，还要他继续研究密电码。于是他身兼两职：白天对日宣传，晚上破译密电。

一九三八年夏天，国民政府迁到汉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的委托，提出六项条件，出面调停日蒋和谈。

这当然是一个骗局，也是一个笑话：日本出兵侵略了中国，然后提出条件来要求和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所谓条件，无非是割让领土、出让主权之类，正是日本政府动用了武力妄想得到而还没有完全得到的东西，中国政府如果还不想公开卖国，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一宣布不接受，日本政府就说中国政府没有和平的诚意。这种狼子野心，不言自明。何况当时的局面，日军已经侵占了整个东北与华北、华东的一部，国军京沪战败，退守武汉，日军正在调兵遣将，企图西上。这种兵临城下的“和谈”，不是玩笑，也是一种威胁。蒋介石当时即便很想投降，也不敢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的节骨眼儿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这种傻事儿。因此“和谈”没有结果，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被迫宣布：战端一启，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民都应奋起抗战。

形势逼人。早在南京时期，蒋介石就曾要求各机关部门广泛物色精通日语的留日学生从事日军密电码的破译研究，其结果，是中调科通过陈固亭的帮助找到了一个池步洲，别的部门竟连一个也找不到；可是半年多来，机密二股的报务员虽然日夜苦战，却连一份日军的密电也没截到，更不要说从事研究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尽人皆知的最起码的军事常识。蒋介石得不到日军的情报，两眼一抹黑，布兵被动，结果连连挨打。为了扭转局面，特地把他的内弟、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找来，要他在最短期间内运用一切办法突破这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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