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地方政府各部门，除了军队转业干部和新进干部之外，还有一种“留用人员”。

他们在业务上往往是骨干，但在政治上因为和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有过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往往被认为“不可靠”，至少不是“自己人”。

其中不少人则从“友人”逐渐转化为“敌人”。

解放后的一年半时间中，池步洲究竟是怎样完成从友人到敌人这种转化的呢？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池步洲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储蓄科上班，职务是起草有关储蓄的文件和宣传品，职别是办事员，比科员还低，工资却仍是二百五十个折实单位，比科长还高些。这也许是罗俊他们为了摘去池步洲“高级职员”桂冠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但是考虑到他家庭人口众多，又保留了他高级职员的工薪。储蓄科内，一共有十几个人，连科股长在内大都是留用人员，其中有一个还是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因此同事之间，倒还好相处。

罗俊见池步洲家住郊区，每天上下班不但要倒好几次车，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十分不便，就把杨树浦福禄街五十六号二楼的一套住房分配给他。

这是一座相当讲究的二层洋房，房间敞亮，走廊宽阔，煤气、电话、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一家七口住三间房间，还不算太挤，门口就有电车直达银行储蓄部，可谓方便之极。更巧的是：楼上楼下住的几乎全是原合作金库的老同事，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

当年介绍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的俞鸿光，有一个堂房兄弟叫俞鸿谟，本籍福建福清，是印尼华侨，三十年代初与另一堂房兄弟俞鸿猷同时到东京留学，因同乡关系与池步洲相识，交往颇为密切。池步洲之所以认识俞鸿光，就是通过俞鸿谟介绍的。余鸿谟忠厚诚实，寡言少语，但爱好文学，留学期间即与国内外进步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并搜集各种文学书刊，认真研究。抗战期间，他滞留上海，在租界区开设书店。胜利后倾向革命文化事业，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如夏衍等合作，继续开办书店。上海解放后，正式出任海燕书店经理。解放初期，共产党对出版事业不像后期那样控制得十分严格，私营书店也允许出版一些书籍。海燕书店除出售外版书之外，也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一些文学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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