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服刑十二年，释放回上海，接着又当了二十多年“贱民”。一个旷古奇才，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竟沦为出卖劳动的苦力。

历史的误会，又由历史的巧合来解除。三十二年的冤狱，因巧遇当年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特务机关里的共产党高级情报人员，一纸证明，冤枉解除。

但是“老骥”年已七十有六，虽有千里之志，已无千里之力，只能侨居日本，安度晚年。拳拳之念，但求不祸延子孙，于愿足矣。

吉人自有天相，神户大地震。池先生一家大小二十余口，安然无恙。

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劳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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