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底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2002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至今。虽已身在大学快15年了，却并没完全地不再关注中国之电影和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趋势——在大学讲文学现象时，往往也讲到影视现象。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毕业论文选择中国影视研究方向的不少。

1980年起，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文革”后的“复苏”时期，大师云集，有一千几百名员工号称中国电影业“龙头老大”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十年内最多时也就年度完成十二三部电影而已。

“复苏”时期有过乐观情况——当年任何一部新电影都要向关系单位赠送关系票，厂内各部门往往因分到的关系票多少产生意见，皆抱怨本部门的关系票不够赠送。

二

20世纪80年代从始至终，举凡一切认为文学艺术应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之责任的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电影或戏剧编导几乎都近于本能地涉及过“反思”题材，根本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数。

都刚刚经历过“文革”，耳闻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林林总总，完全不想形成文学艺术化的作品，实在违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现失当，便会被批判为“缺德派”沦为镖靶，遭“歌德派”围剿。

文化艺术监管部门的同志也每每恼火，认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

若一切文化艺术门类的反思与批判蔚然成风，遥相呼应，对于当时遍体鳞伤的中国后果注定严峻。

故“守门员”们认为自己更加责任重大。

两类不同的责任动物，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可爱的人。

而政治人士们，则认为“反思”这个忙文学艺术家们已帮到位了，再一意孤行就是成心捣乱；他们急欲排除干扰做更要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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