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元旦上午，我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老编剧颜一烟家中度过的。那一年她六十岁，我二十八岁。我是“兵团战士”时，在佳木斯兵团总司令部的招待所已与她接触过。我被总司令部宣传处的崔长勇干事（即我的小说《又是中秋》中的“老隋”）抽调到佳木斯修改一篇稿子；而颜一烟是为了编创北大荒军垦题材的电影剧本才住在总司令部招待所的。那一年我还没成为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自然，“四人帮”也还没被逮捕……

我于1974年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四人帮”1976年10月被“粉碎”；我于1977年9月毕业，统分到文化部，具体单位再由文化部决定。毕业生照例有半个月的探亲假，我在毕业前卖掉了手表，还清了借同学们的钱已所剩无几，又不愿写信让家里寄钱给我，所以就没回我的家乡哈尔滨，直接到北京报到来了。当时文化部还没组成“大学生分配工作办公室”，我只得在一名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家里暂住了几日。再去文化部询问时，终于见到了一位即将接手分配工作的女同志。她说她已经知道我几天前就到文化部来过了；说我是第一名报到的大学生；说已经看过了我的档案；说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实验话剧院、东方歌舞团、外文出版局等几个单位任我选择。还说根据我的档案情况，我也可以选择留在部里，先协助做些“清查”工作……

“四人帮”在“文革”时期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被他们所重用的人丧尽天良，做尽坏事，反而个个以最革命的“革命派”自居；“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魁首们成为阶下囚，当年最革命的“革命派”们，必须交代清楚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必须有忏悔表现，争取宽恕。某些人的坏事是在背后干的，如通过写秘密信件的方式从政治上罗织罪名、陷害他人；或充当“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耳目，专门收集文艺界人士的言论，为“四人帮”及其爪牙们整人提供根据。这些人虚伪且阴险歹毒，他们为了邀功，每先抛出一些对“四人帮”不满的话语，诱发别人的同感。善良的人们，往往容易上他们的圈套。而一旦话从口出，必定祸事临头，结果悔之晚矣。其实，他们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些特务。既然是特务，便不那么情愿自我坦白的，于是需要“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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