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学者是幸福的，别的人做了扒手，如果被抓住，多半要治罪，再轻也得拘留几天才能放出来，但是学者没事，偷了人家的成果，即使被有关当局抓个正着，处罚最重的，无非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甚至举都不举，为尊者讳，连学术扒手的大名，都舍不得报出来，其心慈手软如此，真是具有中国特色。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公布了15起抄袭、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有两起点出了抄袭者的名字，一个是武汉大学的艾勇，一个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张连顺。其他13起，均隐去作案者的名讳和单位，据说这样可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云云。即便那两个被示众的教授，到目前为止，其单位也没有对其做任何处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术扒手们，都教授照当、学者照做。

其实，自然科学委员会的做法，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了，在人文社科领域，抄袭剽窃这种事情，无论当场被拿，还是苦主告上有关单位，甚至媒体披露，扒手们多半逍遥自在，苦主连个单位公告都求而不得，不仅教授照当、学者照做，如果人家碰巧是领导，不仅乌纱帽无恙，还可能亲自抓“端正学风工作”，义正辞严地批评歪风邪气。如果苦主气不过，想打官司，好，来吧，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李鬼告倒了李逵，也不是没有过。

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惯例，我不想细说了，但凡叫个学者教授，只要被人发现哪怕有一丁点抄袭问题，那么这辈子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无论这个人有多么好的资质，多么广阔的学术前景。

以学术为业者，声誉高于一切，不仅仅是因为学者道德自律较为严格，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犯禁，则身败名裂，从此不能翻身，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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