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存在了1400年的科举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
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安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个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得这么无声无息、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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