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被毛泽东称作“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也未必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一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了。它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里，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的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制度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危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搞联省自治，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是唯一的自强之路。

但是，在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中央，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情中，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存在事实上的独立，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义政府而已。虽然，有心问鼎中原的军阀都幻想武力统一，只图自保者则倾向维持现状，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现实，显然与清末以来醉心西式政体变革的人们的初衷相悖。而对联省自治感兴趣的都是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军阀，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未必仅仅是给自己的割据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们既行的割据现实却大大削减了自身行为的可信度，让联省自治从一开始就蒙上受人质疑的阴影。反过来，那些醉心联邦制的学者，也只能依托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军阀，否则，所有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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