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回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当局好像依然心如石铁。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后来的转机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最后谁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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