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经过山东境内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二百余名中外旅客(其中二十六个洋人,一说三十五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他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不像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儿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到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信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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