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时代，大家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一般说来还是蛮高的。不过，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名士，情形就变了，好像就有了某种行动的自由，别说出点格，就是荒唐一点，人们也以为当然。凡是名士，好像一齐约好了似的，大抵都将“特权”用在男女之事上，通过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来展示自己的名士风范，所谓自古名士尽风流是也。不过，做名士的风流往往是牺牲掉仕途前程换来的，也就是说，大凡一个人被人看成名士，他也就甭打算出将入相、在政界官场一逞身手了。从这个角度说，做名士往往意味着某种无奈，不是文名大著而科场蹭蹬，就是别的什么原因断了上进的路，比如像明代的唐寅，一个好好的解元被莫名其妙的科场案搅了进去，从此再也别想考试做官。当然也有这样的事，人还没有踏入仕途就玩得过火了，文名与青楼薄幸之名一样大，大到了上达“圣听”的地步，比如宋朝的柳永，最后只好不再应考，做“奉旨填词柳三变”。

晚清的王闿运，属于仕途受到挫折，愤而化为名士中的一个人。王很早就中了举（二十六岁），踏入高级士人行列，虽然几次会试不售，也属正常。那个年月，科考连捷的跟黑天鹅一样稀少。他的霉运在于才华早露，而且上达中枢，为咸丰皇帝的智囊肃顺看上，收入帐下，成了大清智囊团的智囊。而咸丰恰属于那种气性过小、又偏偏赶上多灾多难的皇帝，太平军没有平，英法联军又打上门，两下夹攻，一口气没上来，窝囊死了。咸丰一死，肃顺一时大意，被肚皮争气、生下唯一皇子的叶赫那拉氏联合咸丰的兄弟恭亲王奕搞掉，跟着知遇的先皇去了。王闿运则从此被打上了“肃党”的烙印，不得超生。在中国就是这样，跟错人与站错队，对文人来说都是政治生涯中最致命的失招。王闿运站错了队，没有搭上小命已经属于皇恩浩荡了，要想出头，只好等西太后死掉。可是，偏偏这个对头命特长，活了又活，一直统治了四十多年。在这期间，王闿运就只好做名士了。除了传说他曾经劝说过曾国藩自立为帝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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