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丰又率兵南下去了瞻对，驱逐驻瞻对藏官藏军，将被噶厦政府占据几十年的瞻对地方收归四川。

瞻对，这个铁疙瘩就这样融化了。

清王朝最后几年的时光里，还有几位地方大员在其将近油尽灯枯时，想在藏区有所作为，而且，其中两位还都与瞻对地方发生了关联，所以值得细说一番。

一位叫作凤全。

先说说凤全没有出台前，清廷这时也逐渐意识到，靠沿袭清代开国之初依靠地方豪酋和扶持宗教势力，而对社会形态不予任何改变的老方式，要维持川康藏区社会稳定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整个藏区，由清朝着意扶持的宗教势力尾大不掉，越来越难以节制。在川属土司地界，特别是与瞻对相邻的各土司地面，相对土司力量的衰微，宗教势力，特别是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却空前增长。一些地方，寺院凭借其实力和西藏宗教集团的特殊联系，其实力与影响已远超于土司的世俗权力之上。清廷官员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改变藏区这种局面，唯一的途径还是施行新政，发展工商，改造社会。而在川边藏区，无论是土司还是寺院集团根本没有自我进行社会改造的任何愿望。内部没有自新的意识，只好由外部力量主张社会改良，以图挽救藏区社会的危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有人向清廷献策：改变川藏危局的办法，是在川属土司地面“因垦为屯，因商开矿”。

朝廷随即降旨四川总督锡良，要他“察看情形，妥筹具奏”。

不久，锡良上奏说：“川藏急务非屯垦商矿所能解其危迫。”意思是说，无论西藏，还是川属土司地面上很多火烧眉毛的事，并不是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垦殖土地开发矿山这样的举措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说，地方大员对这种不能立竿见影，施行起来又有百般困难的事情没有积极性。锡良在清末新政中还算是个颇有作为的人物，在四川总督任上，他在汉区积极兴办现代学堂，选派青年学子留学国外，颇有政声，然而面对川属土司地面的乱局，却也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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