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西藏社会面对种种深刻的危机，一些觉悟到世界大势所趋者，开始锐意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藏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所以在民国七年对边军之战大获全胜。

后来，英国人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新成立的民国各地实力派陷于内战深渊，加诸西藏地方的内外压力顿时消弭。西藏地方便感到已度过危机，以宗教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抬头，更因为生产力低下，靠增加一两项税收所得银钱毕竟有限，藏军想要继续现代化，西藏地方财力难以支撑。因此，这支军队的现代化也就停顿下来。

更重要的是，当时西藏地方整个社会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时代，一切以宗教集团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所以噶厦政府内部，也只是少数官员觉察到政治改革和社会改良的必要性，意图以军队现代化为开端，希望致力于西藏这个封闭社会的开放与建设，而任何进步的意识与力量必使宗教集团感到反感与担心。于是，以藏军司令擦绒为首的一些官员，包括重要的藏军军官被解职，整个社会又陷于停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川边地区在十多年里得以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直到1930年大白之役，川边战事再起。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接到来自甘孜白利的一封告状信。

这封信载于《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一书中，内容如下：

“小的白利村，系弹丸弱小民族之地。自前清以来，对于中央政府无不竭忠效命。上年汉藏交兵时，无不尽力援助汉军，汉军方面文武长官均在洞见之中，乃小的白利村所属噶札寺内有罗噶依珠，自上年屡次来欺压白利村之人，强行攘夺我僧俗民众之财产，且于各寺院及地方上下官长之间常以挑拨寻衅为能事。但白利地方向有历辈承袭之官长治理，乃罗噶依珠屡次觊觎白利官长之位据为己有。又去岁擅自逮捕青珠佛爷之管家，其受辱不堪。故此双方突起争持，几将决裂之际，幸有官长等居中调停议和，始能订立和约，事遂寝息。后又以噶珠同党那珠等徒不遵和约，排斥白利寺院之人，复施诡计，怂恿岭仓寺诈称将白利寺属那札寺院之田地、房屋及十五家户口，早已允许送给伊寺，而借此题目，不怀好意，欲以强行霸占之势。复以藉故指小的白利于上年汉藏构兵之际，以援助汉军之故，至达结寺之寺僧罗喜因抵御汉军带伤毙命，勒逼赔偿命价，实属无理取闹，欺人太甚。伏查白利村及那札寺地土、人民，向隶中国政府统治之下，而人民均系安分守己，乃那珠依仗达结之势，屡次借端行衅，逼人太甚，实难隐忍。再四思维，惟有仰恳钧会鸿恩，曲体下情，赐予援助，制止达结，不准以势欺压，强夺白利村田地、房屋，并不准在汉藏之间播弄是非，以免酿成祸患。兹不得已，冒昧渎陈，伏乞俯赐鉴核，赏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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