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问话过后,中枢维新开始进入倒计时。不管怎么样,康有为进呈的两部书外加一连串奏折(包括代替别人拟的),总算是为光绪和翁同稣打了气,特别是光绪,爱新觉罗家族不甘沉沦的血液使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奋期,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拼上一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厚身,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全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光绪当时是不是就真的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想的,于史无考,我们没法证实。光绪可能不会料想到西太后的政变(在他内心深处,仍认为在复兴清朝的问题上,西太后是与他有共识的),至少不会预料到变法会如此短命,而西太后的手段会如此决绝,以致将新政全废,变本加厉地反动。但他应该知道变法是有风险的。既然年轻的皇帝决定要冒险,那么他肯定要走到底,只要西太后不伸手阻止他,变法就会进行下去,这是一种行动时的思维定式,或者叫思维惯性。
恰在光绪痛下决心的时候,耄耋的恭亲王奕终于挡不住大自然规律的召唤,一命归西。奕这一死,对光绪是福是祸虽很难说,但至少在眼前,少了一个位尊权重又爱哕唆的人,光绪觉得可以放开一点手脚了(军机处资格最老的变成了翁同稣,依惯例,只要翁老先生点头,别人就不好意思说别的)。
1898年5月29日,御史杨深秀和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请光绪特降谕旨明定国是(这是抄日本的变法版)。当天,光绪就将奏折送到了颐和园,实际上是借“舆论”给西太后施加压力。老谋深算的西太后知道此时光绪如箭在弦上,已不能不发。虽有一肚皮不满意,她也知道这时如加拦阻,一则师出无名,二则时机未到,故而深藏不露,未置可否。6月9日,光绪来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安,再次硬着头皮向他的皇阿爸陈说了诏定国是的必要,西太后表示同意。喜出望外的光绪旋即命翁同龢草拟明定国是的诏书,呈西太后审阅。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光绪再次去颐和园请安,据翁同龢这天的日记:“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西太后这次居然是格外地宽容,不仅连连称是,而且明白宣示让他们“专讲西学”。无怪乎翁同龢会兴奋异常,连日忙碌,连生日都不过了。而光绪则于6月11日回官当天,一刻也没耽搁地就召集军机大臣,颁布《明定国是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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