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以日本为摹本的，但学习日本的动议是甲午战争之后才提出来的。尽管康有为说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进步的状况，惊叹于日本新学之出色。但在日本的强盛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即使早慧如康有为，也不见得会放下架子去向日本人学习。对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与康有为同时开始接触西学、有志改革的中国先进士人来说，他们所学习和效法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尽管没有日本当年的声势，但中国也确有相当一批人实际是与日本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甚至个别的早慧者还走在了日本人的前头，像《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样的书，在日本也是弥足珍贵的启蒙之书。

中国的洋务知识分子，不论是游学归来的容闳、詹天佑、严复、伍廷芳等人，还是本土的洋务学堂学生，他们受的新式教育都是西方的，而康有为他们这批“自学成才”的士人，所接触的也是西学，其中由日本“转口”的微乎其微。因此，当甲午之后，他们开始学习日本变法维新时，虽然在行动上力求与日本的维新志士看齐，但思想里装的还是西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所以他们的政治改革实际还是西化的方向，西方社会政治观念与要素，不时地出现在他们的设计方案与政治行为之中。我们在此之前也强调过，即使是学日本，也是学他们如何学习西方。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社会改造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政治与社会学说，而在甲午前的中国社会里，先进士人所能接触到的西学却大多为声光化电之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与理论。反过来，中国的士人虽然大抵从西方物质文明中感悟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真正热衷的却是西方社会、政治、法律、历史诸学科（少数秉质异常的“畴人”除外）。比如像严复，这位出身农家的下层士人，初学造船，继习海军，理应在工程学或海军教育上（实际上他从英国回国后一直就从事海军教育工作）有所作为才是，但事实上他的社会科学造诣远比他的老本行要深，这方面的见识也远远超出时代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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