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跟哥特弗莱德·莱辛结婚了。这仅仅是因为，那时，有男女关系的人总会遭受非议，更别说同居了。对他而言，情况可能更糟。他是来自敌国的侨民，面临着被拘禁的危险，本不该参与政治，但他却成了一名共产党人。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偏偏他又跟一个年轻女人有了公开关系——这女人很好，因为她是南罗得西亚的公民，但这就意味着身为德国人和敌国侨民的他配不上人家；这女人也算不得好，因为她最近刚离了婚，这可不怎么值得高兴。总之一句话，他办了个蠢事。

出于自身的革命责任，我要嫁给他。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只是一个玩笑，但恐怕不是。我们之所以有了男女关系，是因为整个组织只有我们两个是单身。不过这种关系无甚要紧，难不成我们是“脱党的行尸走肉”？“个人私事”不是跟组织斗争没关系吗？知道自己跟对方不太合适，我们都说：“没关系，等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婚了。”

起初，他并不认为我适合当共产党人干部。问题是固有的——它在于我这个人，我的自身、我的本性。我最喜欢的、最执着的东西，正是他最不喜欢的。对他人所做的任何观察都是在“做心理分析”，都跟弗洛伊德脱不了干系——莫斯科方面已经将弗洛伊德永久地划为了反动分子。听到从梦中醒来的我说“这个梦境似乎在对我预示着什么”，他会觉得反感。他这个人是从来不做梦的，自然也很难相信别人会做梦——做梦以及梦境中的行为皆是反动的存在。至于我对民间故事、传奇、神话和童话故事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在苏联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被拉去枪毙了。”（在“党组织”内部，有些人拒不承认在社会主义苏联会有枪杀和折磨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否认的，要知道，腐坏分子们是必须处理的。）说起对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看法，他会引用列宁的话，认为它们是“乡村生活的蠢事”。组织会议上的议程进行到“批评”环节的时候，他会冷静地、公正地剖析我，从我身上拆出那些退化了的小资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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