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形成了国共一致对外的局面。共产党人在战争初期留下的空隙里迅速发展，开辟了大面积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占据地域的扩大，政权问题很快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理会国民党的限制，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敌后根据地政权。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主要还只能占据县以下的乡村，所以，共产党人所要建立的政权依旧和苏维埃时期一样，基本属于乡村政权。

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国际派的失势，不仅意味着务实派的掌权和更加务实的策略的施行，来自苏联的指导和干预的失效，而且使得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来自俄国的教条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没有等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基本已经进入了客气的礼貌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另起炉灶的一个阶段。虽然，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但至少他们在苏联人眼里，已经具有了太多的“异端”的气息。在延安的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看法，比来自国统区的参议员，甚至国民党人和美军观察员还要糟。当然，这里不听苏联的招呼固然是重要的原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到实践越来越浓的中国化气息，也使得那些自命正统的苏联人难以接受。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各级政权，显然不像苏维埃政权那样，具有旨在推翻正统政府的反叛意味，在法统上还保持着与国民党政权的一致，但地位仍然十分暧昧，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几乎所有根据地政权都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但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基层政权却十分有效地行使着职能，有的地方经常存在既有国民党政权，又有日伪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权的现象，常常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最得民心，能最有效地控制地方，而国民党政权往往只是个空架子，甚至落得个被驱逐的境地，而伪政权只有在日军的武力下才能勉强维持。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谓的大后方，国民党政府也曾力图通过强化保甲，加强宣传提高基层政权的效能，以支持残酷的战争，然而，直到抗战胜利，国统区的基层政权比起根据地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日后国共之争而言，实际在抗战期间的军队和政权形象上，已然判出了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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