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与苏维埃政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前者与后者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就是它们同为战争状态下的政权,常常处于不稳定的境况,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动荡,时刻面临战争的考验。因而,抗日敌后根据地农村的政权必须是高度军事化和组织化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存。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时候,充分利用了他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在组织动员农民和整合农村社会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所在地,事实上国民党和当地军阀已经在普遍武化的基础上,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军事化整合,然而在日军的大举进犯下,国民党正规军撤走,大部分政权陷于瓦解,本来依附于政权的军事化组织有的随之溃散,有的与地方精英的自组织武装结合,形成各种各样的乡村自组织武装团体,大股的土匪公开露面,流散的溃军也有的与当地势力结合,形成新的武装,各种会道门也乘势而起,本来就存在于华北和中原各地的红枪会组织也再度活跃起来,再加上更为普遍的联庄武装,这其中,如果当地原来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那么也会出现由各种系统的共产党人组织的抗日武装。在日军侵入和国民党撤退的空隙中间,杂色的乡村武装暂时地统合了广大的乡村。正如在冀中开辟根据地的吕正操回忆的那样,“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
显然,这些散布于沦陷区乡村的杂色武装,使得农村的武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由于战争和国民党溃兵遗下的枪支弹药,使这些民间的武装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武装占地为王,并强化对各自小块地盘的控制,为了增强势力,不得不拼命地扩展势力,因而农村的武装人员的比例也增加了。但是,这些武装,包括各个系统地下党建立的武装,除了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团体之外,对农村社会的组织和整合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也不过是临时维持秩序的过渡性政权代用品,坏的往往沦为趁乱发财的恶势力、黑势力。然而,这些乱七八糟的乡村武装的存在,却给共产党人发展武装,扩展实力,进而建立农村新秩序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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