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与苏维埃政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但前者与后者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就是它们同为战争状态下的政权，常常处于不稳定的境况，前者甚至比后者还要动荡，时刻面临战争的考验。因而，抗日敌后根据地农村的政权必须是高度军事化和组织化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如此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存。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进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时候，充分利用了他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在组织动员农民和整合农村社会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抗日敌后根据地的所在地，事实上国民党和当地军阀已经在普遍武化的基础上，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军事化整合，然而在日军的大举进犯下，国民党正规军撤走，大部分政权陷于瓦解，本来依附于政权的军事化组织有的随之溃散，有的与地方精英的自组织武装结合，形成各种各样的乡村自组织武装团体，大股的土匪公开露面，流散的溃军也有的与当地势力结合，形成新的武装，各种会道门也乘势而起，本来就存在于华北和中原各地的红枪会组织也再度活跃起来，再加上更为普遍的联庄武装，这其中，如果当地原来就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那么也会出现由各种系统的共产党人组织的抗日武装。在日军侵入和国民党撤退的空隙中间，杂色的乡村武装暂时地统合了广大的乡村。正如在冀中开辟根据地的吕正操回忆的那样，“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

显然，这些散布于沦陷区乡村的杂色武装，使得农村的武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由于战争和国民党溃兵遗下的枪支弹药，使这些民间的武装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武装占地为王，并强化对各自小块地盘的控制，为了增强势力，不得不拼命地扩展势力，因而农村的武装人员的比例也增加了。但是，这些武装，包括各个系统地下党建立的武装，除了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团体之外，对农村社会的组织和整合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也不过是临时维持秩序的过渡性政权代用品，坏的往往沦为趁乱发财的恶势力、黑势力。然而，这些乱七八糟的乡村武装的存在，却给共产党人发展武装，扩展实力，进而建立农村新秩序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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