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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北京记忆 我和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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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创建于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称之为“与世纪同龄”,是当之无愧的。我生于1911年,小北大十三岁,到明年也达到八十七岁高龄,称我为“世纪老人”,虽不中亦不远矣。说到我和北大的关系,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过的,称我为“老北大”是再恰当不过的。

在北大五十余年中,我走过的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有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漫天;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后者远远超过前者。在这里,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不管怎样,不知道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紧紧缚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边缘上,我仍然认为我这一生是幸福的。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在我这仅有的可贵的一生中,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镜悲白发”的耄耋之年,我从未离开过北大。追忆我的一生,怡悦之感,油然而生,“虽九死其犹未悔”。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问题是我必须答复的。

记得前几年,北大曾召开过几次座谈会,探讨的问题是: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有人主张,北大的优良传统是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还不是为了爱国?不爱国,革命干吗呢?历史上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应该排除在“革命”之外。

在古代,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传承文化的责任都落在知识分子的肩上。不管工农的贡献多么大,但是传承文化却不是他们所能为。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传承文化的人的身份和称呼,因国而异。在欧洲中世纪,传承者多半是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传承的地方是在教堂中。后来大学兴起,才接过了一些传承的责任。在印度古代,文化传承者是婆罗门,他们高居四姓之首。东方一些佛教国家,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穿披黄色袈裟的佛教僧侣,传承地点是在寺庙里。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者是“士”。士、农、工、商是社会上主要阶层,而士则同印度的婆罗门一样高居首位。传承的地方是太学、国子监和官办以及私人创办的书院。婆罗门和士的地位,都是他们自定的,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狂妄自大呢?可能有的,但是,我认为,并不全是这样,而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不这样也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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