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芙芸写了一本《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讲的是天津如何在西方医疗入侵下实现城市功能转变的故事。这本书给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讲了多少国人如何接受西医和防疫的奇闻轶事，而是国人对洋人态度的变化。其实，近世国人对高鼻梁蓝眼睛的纯种洋人积存着又爱又恨的情绪，恨的是落后的大刀长矛败给了洋枪大炮，爱的是洋货西器满足了奢侈的消费欲望。不过“蓝眼蛮夷”的肤色长相就算再怪模怪样，毕竟离我们过于遥远，最受刺激的还是挨了近邻日本的一番痛揍。甲午一战，日人靠着穿梭如箭的小型炮艇轻易击毁了大清帝国的庞然巨舰。当年康有为频频上书光绪，吵吵嚷嚷着要大变祖宗成法，理由就是受不了“蕞尔小夷”日本骑到大清主子头上作威作福。深层意思则是说，大清毕竟没有直接做过“蓝眼蛮夷”的主子，做西洋人的奴才固然不好受，但到底是异国异种，犹如外星人来袭，要来统治地球，即使打输也认了，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可受日本人欺负就如乾坤颠倒，是万万不可的。

不过，国人对日本的钦慕一直如影随形，好像要远高过对西人憧憬，这种对日人又爱又恨的情绪完全不同于因鸦片开战之后对西人的态度。也许因为都是黄种人，日人却在西化的程度和时效上总领先一步，国人传统文化优越的自傲与近代全面落伍的自卑混合发酵，酿成了如今的心理纠结。罗芙芸讲到天津，曾举例子说，中国人对日本租界统治的记忆很特别，当瘟疫来临时，日人在天津租界打防疫针，遭到剧烈抵抗，数年后新中国建立时防疫部门暂没顾及打针防疫，就遭到国人普遍抗议，此时人们似乎完全忘了惨遭日人羞辱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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