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少年时的好友萧子升曾写过一部有点另类的回忆录，叫《我和毛泽东曾经是乞丐》。书名看起来有那么点耸人听闻，其实说的是当年两人用暑假时间到处乞讨游历，以增加胆量阅历的故事。书里披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为过江混上摆渡小船，却因身无分文拒不付钱，与船家争吵耍赖，其实不远的渡口处就有免费渡轮，目的是故意制造难题来锻炼自己险境求生的本领。除记述乞讨生活外，比较有意思的是书中还记载了一些鲜活的讨论和对话。

比如两人同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对高悬于大礼堂入口，由蔡元培亲笔题写的“德、智、群、美”横匾，评价却截然不同。萧子升认为，所谓群育不过是模仿德国和日本的旧货色，美育的提法才比较新颖，因蔡元培曾发表过一篇《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就曾申明“美育”的价值。萧子升一再强调德性完美的重要，且坚持德性体现于古代诗歌、经典和音乐中。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坚称群育最值得赞赏，甚至最重要。他质问萧，如果国家衰弱不振，讲美学又有何用？首要的是克服敌人，与美学教育无关。

毛泽东反驳的理由是，假定民族衰弱，德性完美又有何用？最要紧的事是一个人要有力量征服别人，只要能征服别人就表示这个人有德性。两人各执一词，却各有道理，不是能够用一般是非标准轻易裁定的，但是语境不同，时代更替，其意义必生歧变。比如近代时运转移，国人遭遇西方犹如小孩整天挨大人痛揍一般，不断的缠斗厮打中少有胜绩，还犯着倔劲屡匍屡起，满脑子都在琢磨着如何揍倒对方，出口恶气，大多时候却只能在想象中意淫。被虐的苦涩记忆似乎永远盘旋不去，若在乱世中仍奢谈美育，肯定被骂作呆子。但天下安定后，征服别人或相互死斗是否能直接等于“德性”就大可商榷了。毛氏教育观衍生出的斗争哲学持续蔓延，乃至“文革”互斗中亲人动辄反目成仇，“德性”湮没不见，势必演化成一场灾难。这且按下不表，“教育”这个字眼延伸开去可以有无数话题可以讨论，我这里关注的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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