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凯南1934年的日记仅仅简单记录了他到任苏联后第一年的忙乱生活。不久后凯南就承认：“莫斯科让我的生活忙碌不堪，我对俄罗斯过于投入了。”除了作为美国政府官员所受的限制，他还受到婚姻的制约，这导致了他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自我克制，客观条件也受到限制”，种种不如意让他焦躁不已。这些束缚让他感到自己“了无创意”，他觉得在苏联这样耐人寻味的世界中，创意是无法存在的。“作为待在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人员，我们不得不说服自己去适应那里无聊和守旧的生活。”1934年12月，因为满心失望和情绪波动，和布里特一起派驻苏联的第一年，凯南的身体和精神就几近崩溃。

4月5日，莫斯科

昨晚参加了法国大使馆举办的舞会，早晨起来感觉头痛欲裂。早饭前出去散了一会儿步，让头脑清醒一下。三月里（原文如此）暗淡的阳光让我尽可能地保持清醒，端详着卢比扬卡（Lubyanka）地铁工地中间的小教堂，我在想它极有可能属于莫斯科巴洛克风格。

……今天感觉腹股沟疼得厉害，我决定在夏天到来之前暂不喝酒，说到就要做到，今晚不去参加舞会，留在家里钻研苏联艺术。

4月8日

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塑造了特定阶层的人物在特定时间内的生活，描述了这些人物的烦恼、痛苦和希望。正因如此，外事人员总是对文学手法有所抵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很多外交事务显得太无关紧要，太过偶然，无法准确地描述。

或许，这些说法都不对。或许，就不应该把他们看成20世纪的（所谓）外交官，而应单纯地将他们视为普通人。如果契诃夫能把俄国小镇的居民都描绘得如此富于感染力，以至于美国的读者都惊呼“太真实了”，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描写在莫斯科的外交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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