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为了赶上5月19日在华盛顿领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凯南中断了旅居欧洲的生活。在欧洲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做研究，同时与朋友和官员会面。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之所以令凯南感到高兴，有几个原因：虽然他与爱因斯坦本人从来没有当面交流过，但两人都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拥有终身职位；他也非常感激随该奖一同到来的五万美元支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更广泛的听众群体宣传他的观点。

凯南意识到，战略武器控制谈判已经走进死胡同。谈判囿于各种复杂而又无法言明的细枝末节，陷入僵局。第二轮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依然没有在疑虑重重的参议院获得通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好战的言辞更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苏联大使都出席了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典礼，凯南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武器控制方案。这个方案前所未有，简单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将各自手中的核武器数量直接削减50%。这个提议让凯南进一步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这样的变化让他欣喜万分又颇感惶恐。虽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但他仍然要努力平衡公共生活与学者生活之间的冲突。

【正如下文所述，几十年来，一旦触及莫斯科，凯南的心中就会激发出一种汹涌澎湃的情感。】

4月13日，莫斯科

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今天的感受，对逝去岁月的种种回忆、同情、悲悯和遗憾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感受，它们与此前的厌恶之情纠结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

4月16日

面对这样的军事政策，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花言巧语针锋相对的形势，我感到非常无助。对苏联一方，我无能为力。六十多年来，他们纵容自己养成了夸大和歪曲事实的习惯，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就像吃清水煮菜和荞麦粥一样司空见惯。然而，我们自己的政府表现又怎么样呢，我们不也有着盲目好战的狂热吗？美国政府不仅使自己确信噩梦是真实的，而且还说动了我们的大部分盟友，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胆敢挑战这种世界观的人都会被当成危险的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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