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为工作的事情出去，会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的大姑子，但我发现，其实是弗朗科在照顾她们。他通常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参加我们举办的课程，也不在意来来往往的人，但他对我的两个女儿很上心。她们饿了，他会煮饭给她们，还会想出一些游戏和她们玩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她们。黛黛从他那儿，学会了批判梅尼乌斯·阿格里帕的愚蠢寓言——她在对我讲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她在我最近送她去的新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她笑着说：“贵族梅尼乌斯·阿格里帕说了一堆话，把那些平民蒙了，但他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填饱肚子，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四肢提供养分。哈哈哈！”从弗朗科那里，她还学到了财富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些地方在遭受让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她一直都在重复，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有一天晚上，马丽娅罗莎不在家，我比萨时期的男朋友弗朗科，用一种严肃的、满是惋惜的语气指着两个在家里跑来跑去、发出尖叫的小姑娘对我说：“想想看，她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他点了点头。我瞥了他一眼，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我脑子里把他和十五年前那个有钱、有文化的大学生进行对比：他还是他，但又不是他了。他已经不读书，不写东西了，过去一年里他也很少参加聚会、讨论还有游行。他会谈论政治——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和自信了，相反，他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同时对自己的悲观失望充满自嘲。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列举了将要到来的灾难：首先，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会慢慢地衰落；其次，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财富会彻底分散，现在关于资本的作用频繁的争吵，已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第三，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了，我们要适应现状。我满是怀疑地问：“你真的觉得，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他笑了起来，“但你知道，我特别擅长说这些事情，假如你愿意，反过来说也一样，我可以向你证明相反的立场：共产主义无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的民主，苏联要比美国好得多，有些时候，血流成河是正义的，但有时候却是犯罪。你愿意我反过来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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