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新生儿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待在一起。莉拉和我经常打电话，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散步，自由自在地交谈，但不再是说我们自己的事，而是聊孩子。实际上，我们之间关系的丰富复杂，开始通过我们对两个孩子的关注得到展示。我们比较她们的每个细节，就好像要让她们俩成为彼此的镜子，好与不好都清清楚楚，这样我们就能马上作出反应，好的地方要保持，不好的地方要马上改。我们相互交流那些对于孩子健康成长有用的东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良性竞争，看谁能发现更有营养的食品、更舒适的尿布、更好用的护臀膏。莉拉给农齐亚买的任何好看的衣服，也都给伊玛也买一件。我呢，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也会给蒂娜买一套。现在莉拉叫她女儿“蒂娜”。莉拉会说，蒂娜喜欢这个玩具，她给伊玛也买了一个，蒂娜穿这双鞋子合适，她给伊玛也买了一双。

“你知道吗？”有一天，我用愉快的语气对她说，“你给你女儿起了我的娃娃的名字？”

“什么娃娃？”

“蒂娜，你不记得了吗？”

她摸了摸额头，就好像她头疼一样，她说：

“真的，但我是无意的。”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娃娃，我很喜欢。”

“我女儿更漂亮。”

时间过得飞快，又过了几个星期，已经能闻到春天的气息了。有一天早上，我母亲病重了，大家一阵恐慌，连我的两个弟弟都觉得诊所的大夫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想让我母亲去医院。我和尼诺谈了这件事情，就是想问清楚，通过那些和他认识的教授——之前给我母亲诊治的那些医生，能不能让我母亲有一个独立病房，而不只是一个床位。但尼诺说，他反对这种走后门或者找熟人的做法，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大家应该受到同样的待遇。他很生气地说：“在这个国家，需要停止这种想法，就是为了医院的一个病床，也要想着找熟人，或者求助于克莫拉分子。”他针对的不是我，而是马尔切洛，这一点我知道，但我还是很沮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假如我母亲愿意去医院，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的。但实际上，我母亲虽然非常痛苦，但她的态度很明确：她宁可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里死去，也不愿意回医院病房，哪怕只是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天早上，让我们又一次感到震惊的是，马尔切洛陪着一位专家来到了诊所，就是当时在医院给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中的一个。这位教授在医院里态度很粗暴，但在这里他变得非常和蔼，而且还经常过来，这个私人诊所的医生对他也充满敬意，我母亲的状况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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