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发表那篇文章，对于我的写作生涯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因为这篇文章的出现，我的其他文章也被挖掘出来了。这些文章显示了我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在过去我还参加过工会斗争，还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提高，现在我在和那不勒斯的丑陋现象作斗争。我在六十年代末征服的那一小批读者，和七十年代的各种文化水平的读者，现在又有了一批新读者，加在一起人数更多了。这给我的前两本书也做了宣传——那两本书又被重印了，第三本书现在卖得越来越好，改编成电影的事儿，也越来越有眉目了。

当然，这篇文章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被宪兵叫去谈话，财政警察也听了我的陈述。在右派的地方报纸上，我被贴上各种标签遭诋毁：离婚的女人、女权主义者、共产党、恐怖分子的支持者等等。我接到了一些匿名电话，那些人用非常猥亵的方言威胁我和我的女儿。我生活在不安之中，但我觉得不安已经是写作固有的一种心态，总的来说，这次我远远没有《全景》的那篇文章发表时，还有被卡门起诉的时候更激动。这是我的工作，我在研究怎么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感到，出版社的法律顾问在保护我，左派的报纸在支持我，我的读者见面会也越来越密集，我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但我应该诚实地说，事实不仅仅是这些。我平静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发现索拉拉兄弟没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我太显眼了，这让他们尽可能地躲藏起来。马尔切洛和米凯莱非但没有再起诉我，他们这次什么话也没说，一直都没什么表示，甚至我在执法官员面前见到他们时，他们只是冷冰冰地、带着敬意向我打了个招呼。就这样，风波逐渐过去了。唯一确定的结果是，地方机关开始了一系列调查，报纸上也出现了很多报道。但就像出版社的法律顾问预测的那样，调查不了了之，那些报道也逐渐消失了。我想象，那篇报道被其他无数报道所淹没，索拉拉兄弟依然逍遥法外。这篇文章唯一造成的损害是情感方面的：我的妹妹、外甥西尔维奥，还有我父亲彻底把我从他们的生活中排挤出去了——话虽然没明说，但他们却已经那么做了。马尔切洛一直对我很客气。有一天下午，我在大路边上看见他，我把目光投向了另一边，但他在我的面前停了下来。他说：“莱农，我知道，你也完全可以不用那么做，我不生你的气，你没有错，但你要记住，我家大门一直对你敞开着。”我回答说：“埃莉莎昨天才把我的电话挂了。”他微笑着说：“你妹妹是家里的主人，我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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