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五年彻底离开那不勒斯的，那时候人们都说，这个城市正在崛起，但我对于它的崛起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那些年，我看到新火车站、诺瓦拉街上的摩天大楼，以及斯卡姆比亚区那些展翅欲飞的建筑拔地而起。还有修建在阿莱纳奇亚区灰色的石头上的、塔代奥·达赛萨街和国家广场上的那些鳞次栉比的新建筑。那些建筑在法国或日本被设计出来，然后在彭蒂塞利和波焦雷亚莱区被用一种缓慢、晃晃悠悠的方式修建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大楼会失去所有光彩，成为那些绝望的人的巢穴。我们说的是什么复兴呢？那只是现代化的胭脂，胡乱涂抹在这个城市腐朽的脸上，只能让人觉得滑稽。

每次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重生的口号会点燃人们的希望，一切都会支离破碎，成为残渣，落在之前的残渣之上。因此我没留在那不勒斯，支持在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重建，我决定搬去都灵，去一家当时势头很好的出版社当主编。四十岁之后，时间开始狂奔，我没法跟上来，真实的日历被合同上的交稿日期取代了，一年一年就随着一本本书的出版过去了。对于发生在我还有我女儿身上的事情，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我把这些事情都嵌进写作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几乎会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去查看我的书的出版日期。

我已经写了很多书了，这给我带了一些权威和声誉，还有富裕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抚养几个女儿的负担也越来越轻省。黛黛和艾尔莎——先是老大，然后是老二——都去波士顿上学了。彼得罗那时已经在哈佛当了七八年教授，他鼓励两个女儿去美国。和父亲在一起，她们很自在。除了有几次，她们会写信抱怨那里的气候，还有波士顿人爱卖弄学问，她们对自己很满意，很高兴摆脱了很多年前我强迫她们作出的选择。这时候伊玛也渴望能像两个姐姐一样，我还在城区做什么？刚开始，回那不勒斯这个选择给作为作家的我带来了好处——我本可以选择生活在别处，但却留在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城郊，继续接触现实，从中汲取素材，但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都会这么做，其次是因为我的书选择了其他的道路，城区的主题已经退缩到一个角落了，我现在拥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假如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只能不安地记载我的兄弟姐妹、朋友、他们的孩子和侄子外甥，甚至是我的女儿的生活一步步恶化，这难道不是一种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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