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好的时候，但很快糟糕的日子开始了：她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她脸色发黄，一会儿又发红；她有时候嚷嚷，很霸道，有时候出一身冷汗，很虚弱；她会和卡门吵架，说卡门又蠢又烦人。她的身体功能在手术后似乎越来越失调。忽然间她对我几个女儿的态度也一下子变了，她批评黛黛，觉得艾尔莎让人无法忍受，对伊玛也很粗暴。有时候我正跟她说话时，她会忽然转身就走。在那个可怕的阶段，她在家里和办公室都待不住，她会坐公共汽车或地铁出去。

“你在干什么？”我问她。

“我在那不勒斯闲逛。”

“我知道，但你具体去了哪里？”

“难道我要向你汇报？”

每次说不了几句，她就要找茬吵架。她和儿子吵得尤其凶，她把她和儿子的矛盾根源都归在黛黛和艾尔莎身上。的确，她是有道理的，我大女儿很乐意和里诺待在一起，妹妹艾尔莎为了不被孤立起来，也努力地接受里诺，他们现在经常在一起玩。结果是，我的两个女儿一直在压制里诺，让他处于下风。对于她们来说，和里诺在一起是充满激情的语言练习，但对于里诺却是一种混乱的、自我放纵的闲聊，这让莉拉受不了。她对着儿子叫喊：“她们俩说话是经过大脑的，你只是鹦鹉学舌。”那些日子她什么都受不了，她受不了别人说过的现成话、煽情的表达，还有任何形式的多愁善感，尤其是之前那些表达反抗精神的革命口号。她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态度，让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合时宜。在一九八七年选举前夕，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娜迪亚·加利亚尼在基亚索被抓了，我们又一次分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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