藐视，不屈。

卓然于天地间，享众声之称誉。

影像造就影响。

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在我小的时候，会在家附近遇到一些逃荒的河南人，尽皆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人称“河南侉子”。有了这样的原初印象，当我进入《一九四二》影像文本体验的时候，可能得到比一般观众更深切的痛感。那种蜡黄、浮肿、忧虑、绝望，透过质朴、厚重的电影影像，呈显浮生若梦、惊魂难定的样貌，把我又拉回到童年记忆。

1942年的这次荒当然跟之前、之后的历次都不一样，它跟任何一次“发生吃的问题”的饥荒都有细节上的出入，但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即灾荒有天灾及人祸双重肇因。从刘震云原著《温故一九四二》到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在探讨天灾、人祸所占权重方面更为清晰。但这并非意味着《一九四二》是一部有太多政治涵义的“影射”电影，总体来讲，它探讨的仍是国民性，跟鲁迅当年解剖的几乎是同一物事，而非解读某种特定政治符号下草民的生存与死亡。国民当然就包含各级当政者、士兵、东家、长工、灾民等等，在一次极度悲惨的公共事件中，上述各色人等的表现，以及宗教在罹难时的抚慰，共同支撑起了《一九四二》。其实，《一九四二》还顺带透露出了当时野蛮侵华的日本军人身上的某些人性特质，碍于篇幅及语境，对照感并不强烈。

《一九四二》的调性表面上是一悲到底，属“扎针”型，观影时觉胸口有大石，堵在那儿，碎不了，不到字幕涌现，圣乐响起，不见绝望将尽。痛苦深渊，黑暗弥漫，三五画面几次“扎针”，针口部位各异，皆剧痛在心。但“以悲打底”背后，依然有些许幽默因子反映了编导的诉求。比如范伟这个从战区临时法庭审判员到日军帮厨的角色，比如里面的某些台词，等等。但这些皆不属抖机灵行列，间或的喜感完全冲淡不了巨大的悲鸣。它们在一起，精准保证了《一九四二》民族悲歌的定位。这些小调料，像盐巴，也投射出这个民族在面对大灾难面前能有的那种让人笑中涌泪的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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