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14时30分，武元甲打电话同第308师师长王承武取得联系：“注意接受命令：情况变化。你师的任务是今天下午即向琅勃拉邦方向进军。沿路遇敌，酌情歼击。掌握部队，接令立即返回。保持电台联系，有电讯问才能回答。”

“知道了。坚决执行命令。怎样使用兵力，请指示？”

“从一个营到全师，由你全权决定。后勤自行解决。1月26日16时准时出发。”

“保证彻底执行命令！”

当天，武元甲写成特急报告，派人驰送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党中央常委。

临战变更作战方案是大胆的举动。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回电韦国清，同意他更改奠边府作战方案的意见：

同意1月26日部署意见。对奠边府攻击，应采取分割包围，一股一股歼敌，先歼一股再歼一股，每次大约歼敌一个营左右。只要能全歼敌四五个营，奠边府之敌可能发生动摇，或向南撤逃，或继续增援，两种情况均于我有利。

敌如来增援，其他地区守备减弱，我可乘机解放其他地区；不增援，我可稳步解放奠边府。

整装待发的越南人民军士兵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说明了中共中央军委对前方军事顾问的信任，并且准确判断了奠边府战场的未来发展趋势，恰当地提示了奠边府作战的重要步骤，即一个营一个营地消灭法军，而不必要求一战即歼灭大量敌人。

韦国清马上向武元甲通报了情况。1950年入越以来，韦国清对武元甲始终尊重，在重大行动上更是如此。他认为，随着作战规模不断扩大，武元甲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

由于有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作用。越军军官则倾向于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1993年6月24日，本书作者在北京访问了奠边府战役时任越军作战局副局长的陈文光上将，他回答说：“武元甲将军是奠边府战役的指挥者，在改变奠边府战役决心的问题上，武元甲将军的贡献至关重要。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他和韦国清将军是怎么商量的。但是，他在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征求韦国清将军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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