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毛泽东与胡志明在北京共同出席活动

1954年4月的第一周，奠边府激战正酣，法军伤亡惨重，奠边府中心区野战医院里挤成一团，血腥扑鼻。摩洛哥籍士兵昼夜不停地在地下野战医院里挖掘新的“病室”，以安置每天增加的伤员。更有数百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士兵草草葬身于异域荒野，化作家人缠绵不绝的梦思和垂念。

对德卡斯特里来说，4月第一周即将结束时的情形更加不妙。奠边府主阵地上，只有四辆坦克还能执行作战任务。大口径炮弹所剩无几，大概只能支持一两夜的作战消耗。他只好不停地向科尼呼叫，请求增加空投。

越军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对兴兰和独立高地两个高地的攻势作战，还有许多战士被俘。但在阵地态势上越军的情况要好得多，已经从东部和西北部两个方向上压缩了包围圈，使法军难以从空中补给。只是究竟如何打破法军的拼死抵抗，武元甲一时找不到好办法。

韦国清也为此事着急，一夜一夜地失眠，头痛欲裂，不得不整天带着奇特的“健脑器”。他的苦思形象感染了越军作战局副局长陈文光，他在40年后还生动地回忆说：“那个时候，由于战事紧张，韦国清将军头痛，我也头痛。”

1993年6月24日，韦国清夫人许其倩在北京看望来访的前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陈文光上将

使韦国清感到很有压力的同时，日内瓦会议一天天临近，中国和苏联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4年3月9日，中国大使张闻天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报中、朝、越三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初步意见。莫洛托夫认为中方代表三方提出的意见很好，他将提交苏联外交部作进一步的研究，还表示欢迎中、朝、越三方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莫斯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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