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能够几次被打倒又几次复出，往往使外国的评论家们感到困惑。面对这样一个明显不可思议的人，一些人提出的解释是邓只是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能够而且也愿意和几乎任何人一起工作。比如，比德斯基说“他不是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他是一个调停者，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改革者。”无疑邓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他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正如已经显示的和后来清楚表明的那样，虽然他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空想家”，但他对未来确实有一种相当明确的政治远见。对邓的这种大起大落的政治经历，可以从中共政治领导的特点中而不是那些有关邓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找到更多合理的解释。

中共领导层内的斗争及解决的方式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一个明显的区别是中国的清洗在涵义上与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沿用的那种血腥的清洗截然不同）。实际上，尤其是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领导层的斗争经常导致暴力和致人于死地，但在50年代前，中国的传统并不是这样。尽管在毛的统治下这种传统多少有点改变，但是，领导干部能够被逼迫接受再教育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始终是中国式清洗的出发点。

无论是否完全由于这种原因，显而易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原先共产党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和解放军的领导人，周期性的失宠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明显，邓小平的情况是最引人注意的，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因为各级领导层中的绝大部分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还在位，但在1966—1968年间被打倒了，到1978年又都重新回到了至少与以前同样高的职位。“大跃进”开始时打倒了一些干部，原因是由于他们公开反对或被怀疑反对毛泽东思想。到60年代初期又恢复了这些干部的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干部又被撤职，在70年代初期或末期这些干部再次恢复职位。从1949年到70年代末期极不稳定的中国政治生活，总是相应地配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这里的领导不是指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指一个领导集体。在那些年里，每四五年就换一次，随着每一次变化而产生的不仅有新的政策，而且有新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但是，在一起扛过枪，打过仗，在1949年夺取天下的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只有当生理和政治因素都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时，在1985年才开始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在此之前，领导班子的调整几乎没有吸收年轻的或有着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正是那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吸收新鲜血液给领导班子注入新的活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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