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共要执行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政治路线，要在中共领导下发动农民，要建立农民苏维埃，要把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1929年4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国西南部的广西省帮助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军阀李明瑞，和在二十年代早期举行过一次农民起义的韦拔群，就这一点与历史记录极不一样，据胡华的回忆，邓通过越共胡志明的帮助到了广西。邓和胡是在巴黎认识的，当时胡正住在上海，赶来帮助邓。他建议邓把自己装扮成商人，并告诉他如何对付途中的检查和盘问。在邓斌这个化名的掩护下，邓小平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在印度支那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帮助下又乘船到了现在越南的海防，然后由陆路通过西南重折进入中国。虽绕了远路，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安全的路，也是最快的路。但据邓榕所述，邓小平乘船到了香港，然后由陆路通过广州到了广西。

广西的形势也很复杂，好几年来中共一直设法在此地开展活动。邓这时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派往广西组织政治运动的中共干部，在两年前还派过于绍杰和张云逸去广西。中共的支持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农民运动；另一个是地方军官。广西的汉人占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一半是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是壮族，事实上他们是整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的最大的民族，占到广西人口的大约35％，广西的壮族人除了那些居住在西北部左、右江流域的贫困边远山区的人们外，大部分经过上千年的熏陶都已经被汉人彻底同化了。那些剩余的壮族人和广西的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都是属于地方性的。二十年代初，政府的垮台导致了以韦拔群领导下的以右江北的东兰县为基地的壮族农民运动的爆发。起先被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打败，韦到广州的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后回到广西再次发动农民运动，这一次运动开展得比较成功，192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被迫承认韦拔群对东兰县的控制。主要和韦打交道的那位国民党人也是中共的一个成员，他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了韦和其他农民领导人，稳固地建立了壮族农民运动组织。就是到了1927年，当国民党矛头对准中共时，该组织仍然能够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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