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火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量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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