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对待邓，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受罪。有些人马上为他提供了保护，认为毛操纵的局势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叶剑英。叶是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还是国防部部长。1973年邓复职后不久，他就对邓明确表示他支持变革、反对“四人帮”。叶能通过他的和邓的一些个人关系来提供保护。叶是广东人，和他家乡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是如此。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是邓的部下。

当时中国的政界明显地极不稳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帮”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紧巩固他们的职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也没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继任的问题——在人和政策两方面——终于必须解决了。“四人帮”尽管野心很大，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却疏忽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赞助和党内支持。其结果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基础几乎就剩下与毛泽东的关系了。在毛逝世后的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分别碰了头，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逮捕了“四人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主席。

尽管邓当时已正式退出领导班子，但他的地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毛泽东逝世那一刻起，邓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领导人；从逮捕“四人帮”时起，邓就成了待任命的领导人。他政治势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精确地说也可能就是“四人帮”曾试图要求承认的——华国锋不久也要试图要求承认的——那种合法性。他们都是通过与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他们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地位来要求的。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时间上超过了任何支持“四人帮”的人，甚至超过支持华国锋的那些人。那些曾经是毛的追随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于他，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人则把邓看作是继毛之后的“顺其自然”的领袖。因为邓和毛的长期关系、邓的绝对忠诚均是在他们所参加过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时，邓有几十年的组织和政治关系，这使他能够并且做到了把群众动员起来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时及1973年复职担任副总理时的工作一样。另外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周恩来以前的支持者和保护对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区和第二野战军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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