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的政治改革计划是他对中国的未来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把这形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尝试。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邓的远见还放在了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上。邓具有一定限制的“开放政策”，目的就是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进中国，从而有助于经济现代化的实现。

“开放政策”的一个明确标志就是经济特区。开始在广东省（深圳、珠海和汕头），后来在福建省（厦门），然后在海南岛（1988年）都建立了经济特区。1984年初，有人对经济特区的出现表示怀疑，主要因为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进门渠道。然而，邓的干预具有决定意义。

邓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并力争执行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邓在八十年代会见外宾时，特别是会见来自共产主义东欧的外宾时，几乎每一次都要对他们说，并且措辞往往一样——据说基辛格把邓称为“脾气不好的小个子”——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观点使邓在七十年代末进一步密切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与苏共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曾想对中国发号施令。似乎更有可能的是，邓牢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个人曾卷了进去，也吸取了过分依赖同盟国的教训，因而邓总是把七十年代后期的中美密切关系看成是暂时性的。然而，在1979年那次他对美国著名的出访之后——当时除了其他活动，他还在一次野外宴会上，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在电视上露了面——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以确保避免过分依赖苏美这两个超级大国。整个八十年代，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复斟酌他对中共——苏共恢复关系所提出的条件，条件主要是要互相承认平等和独立。这点也并不完全是针对苏联提议的答复。也许是出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感。他似乎对欢迎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的来访感到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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