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勒文关于改革监禁制度的诺言没有兑现，萨特决定在司法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1972年1月18日，他和米歇尔·维恩到“欧洲大陆”旅馆同“红色援助”成员和他们的一些朋友——德勒泽·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亚克——会面。卢森堡广播电台和欧洲一台出席了招待会。代表团出发到旺多姆广场，他们来到司法部。富柯发表演说并宣读了梅隆的犯送来的报告。人们高呼“普勒文辞职，普勒文进黑牢，普勒文杀人犯”的口号。共和保安队驱散了这个集会。他们逮捕了一个新闻记者若贝尔，当一个外来移民惨遭棍棒毒打时他想进行干涉，结果自己受到残酷的毒打住进了医院。

萨特和富柯交涉释放若贝尔。接着，未威者从司法部去解放通讯社；那儿大约有三十名没去旺多姆广场的左翼分子和新闻记者，他们中间有阿兰·盖斯玛，他刚刚从监狱出来。萨特坐在靠近让-皮埃尔·法耶的一张桌子帝。他用嘲笑的口气讲述着所发生的事情。他说：“共和保安队并不特别残忍，但他们也不特别斯文；他们的本性如此。”萨特讲完后就散了会，他回到了家里。

孔达和阿斯特律克要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这是萨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现代》的同事坐在他的周围，他在回答同事们的问题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一生。拍摄现场主要是在他的住处，偶尔也到我那儿。当然，看到他总是和这几个人交谈，可能会显得有点单调；但正是由于他习惯了同他们对话，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是他的最好的时期——充满活力和欢乐，为了不伤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他没有写《词语》的续集。在电影中他谈到母亲的再婚使他在内心与之断绝，他同继父的关系，他在拉罗舍尔的生活，在那儿，同学视他为巴黎人而多少有点冷淡他，他学会了孤独和暴力。十一岁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岁左右，他想到应该有永恒的来世来代替现世的不朽。然后，他称为“写作神经病”的东西抓住了他；在读书的影响下，他开始梦想声誉，并且有过死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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