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是个大题目，作一部有相当分量的专书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讲家庭结构更需要统计资料，梁方仲据二十四史等载籍整理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对它的研究很有用，但也很不够用。这篇小文只是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家庭结构的内容，包含家庭规模、成员和主体。孟子讲“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是说一般人的家庭是八口人。同时期李悝在计算普通人家庭经济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又是说一家是五口人。秦汉以后，人们讲到家庭人口，或说“八口之家”，或说“五口之家”，大体上可以这样说：秦汉以来家庭人口在八口左右，或五口上下，换句话说，一般家庭是五至八个人。

商鞅变法，强令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家庭分居，故秦汉以后，大量出现五口左右的家庭。贾谊说：秦朝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有谇语”（《汉书·贾谊传》）。这是说有家产的父子分开过，各自组织家庭，没有家产的，儿子离开家庭，剩下父母。父子分家，相当彻底，从财产的严格所有权上分辨最清楚，儿子不愿意向父亲借农具，害怕父亲表现出施恩的脸色，而使自己处于难堪的地位。同样，母亲到儿子家拿笤帚畚箕一用，竟会遭到责嚷。这些做法和心理无不表明父子是分得一清二楚的两家人。晁错讲到汉朝农民的痛苦，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汉书·食货志》）以五口之家举例，理应表明当时五口人家的普遍性。两汉政府实行举孝廉政策，要把地方上著名的“孝悌、有行义”的人吸收到政府中来（《汉书·宣帝纪》）。被举的孝廉既是实行孝道的模范，与父母同居应是当然的前提，但是东汉产生“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孝廉尚且同父母分居，其他的可想而知了。社会的现实是成亲的儿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而在一起的家庭，有时会受到社会的敬重，如西汉末年刘秀舅氏樊重、樊宏家庭“三世共财”，被视为“礼仪恩德行于乡里”之家（《后汉书·樊宏传》）。此种礼敬恰说明这类家庭的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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