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案子的新情况，也和塞尔登失去了联络，只是艾米莉随口说起他正在剑桥帮助筹办一次“数论”研讨会。“安德鲁·怀尔斯认为他能证明费马最后定理，”她说这话的时候乐呵呵的，似乎在说一个无法调教的小孩子，“阿瑟是少数几个还把这事儿当真的人之一。”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怀尔斯的名字。我曾以为目前已经没有职业数学家还在钻研费马的最后定理了。经过三百年的努力，尤其是在库默尔之后，数学家们都断定这个定理不可能破解。已知任何数学工具都对它无能为力，它太难了，任何敢于挑战它的人都得投入一生的事业。我对艾米莉稍稍谈了我的看法，她表示同意，似乎也觉得它神秘兮兮的。“不过，”她说，“安德鲁曾是我的学生，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能解决这个定理的话，我敢打赌肯定就是他。”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应邀参加了在利兹举行的一个“模形式”研讨会，但是在会议中，我对那些发言没多加注意，反而是在笔记本的空白处不断画着圆圈和鱼的符号，似乎是在凭空祈灵。我试图在厄内斯特·克拉克死后连续几天的报纸字里行间看到什么，但也许因为皮特森的干涉介入，报纸上的报道只是一笔带过了两起案件之间可能有的关联，而且他们虽然描述了鱼的符号，但对其意义似乎一无所知，并认为那可能是一种签名。我请洛尔娜一旦有任何新的进展就写信把情况详细告诉我。可我收到的信，不是一份报告，而是一种我曾以为现在没人会写的信，一种我从未想到洛尔娜会写的信。篇幅很长，语气很温柔，是一封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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