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我出庭作证，周四案子就到了陪审团那里。瑞安在结束性辩论中将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暗示我是全世界最愚蠢、最幼稚的纪录片制片人。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站出来？我怎么知道录像带没有篡改？为什么我对录像带所受损坏不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在技术上就那么烂吗？他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那就是还有别的、更险恶的原因。

最后他以嘲笑的口吻宣布，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算作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也许在橄榄公园看到了桑托罗，但有什么能阻止他在此之前或之后到卡柳梅特公园呢？那盘录像带只能描述桑托罗在某个具体时间点的所处位置。确实，要是把指甲抓挠的碎屑、这对恋人的争吵，以及在他汽车旁边发现玛丽·乔的尸体这一连串事实放在一起，12名聪明的陪审员怎么可能相信我的说法呢？

他们当然没有相信。星期五那天，桑托罗被判有罪。

整个下午，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是记者，想从我这里搞到一个原声片断，以便能在10秒钟内概括这起冲突，结论是让我承担后果。我断定，要是他们得逞，我就死定了。电话密雨般打来，我礼貌地表示无可奉告；但他们显然不肯罢休，我就试了一个新办法。

“是艾利·福尔曼吗？”一个声音问道。

“Sí？”

“你是艾利·福尔曼吗？”

“Sí？”我故意将单词的声音拉长。

“呃——我找影视制片人艾利·福尔曼。她在吗？”

“Meesus不在家。”在一连串流利的西班牙语还没向我袭来之前，我猛然摔下电话。

终于小胜了一场。

大卫开了前门进来的时候，我正看着电视里自己的镜头。我本无心打开电视，可是，喝完半瓶葡萄酒后，某种东西将我吸引到那场报道上面——或许这就是吸引着一群麻木看客围观事故现场的同一种东西；或许，就是一丝潜在的受虐狂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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