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来的就只有比尔了，乔治·史迈利这样想。

在大多数的伦敦夜晚里，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万籁无声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时甚至一小时，听不到醉汉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车急刹车时车胎擦地的声音。在苏塞克斯花园，这段时间是在午夜以后三点左右。但是那天夜里却提前到一点钟，那时史迈利又站在斜窗口，象个囚犯似地往下面看着波普格拉汉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里刚有一辆贝德福牌旅行车停着。车顶上贴着许多标语：“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玛丽·劳，我们到了”。车厢里有灯光，他猜想大概有什么年轻人在那里寻欢。孩子，他应该这么叫他们。窗户上有窗帘掩住。

他心里想，现在给我留下的只有比尔了，他仍呆呆地看着旅行车的窗帘和车顶上的醒目的环游世界的吹嘘。现在给我留下的就只有比尔了，我们在贝瓦特街有过一次融洽的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战友，“不分彼此”，就象马丁台尔那么优雅地说的一样，不过那天晚上安恩被打发出去了，这样可以让两个男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心里重复说，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他觉得血往上涌，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开始急剧减退。

他到底是谁？史迈利觉得不认识他了。每次想到他，总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为他很了解比尔：了解他的优缺点。他属于战前那一类人，现在看来似乎已永远消失了，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亲是个高等法院法官，他的几个美丽的姊妹中有两个和贵族结了婚。他在牛津的时候赞成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从来没有关系紧张。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个热心的探险家，还是胆大心细的业余画家，他的好几张油画至今仍挂在迈尔斯·塞康比在卡尔登花园的庸俗的大宅里。他在中东一带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领事馆里都有熟人，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他学起冷僻的外语来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战一爆发，圆场就找到了他，他们注意他已有好多年了。他在战时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无处不在，魅力十足，作风不落俗套，有时甚至荒诞不经。他可以说颇有英雄气慨，把他比做劳伦斯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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