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印象，往往以为古代的读书人，学问都大得很，能背诵许多书，会写毛笔字，会吟诗填曲。我见过不只一本或中人或西人的著作，称颂中国古代的政体，是“知识分子”掌权的精英政治，全球独一无二，足可垂范后世云。不说这里面的思路，单说事实，就有些出入。古代的读书人，看书一项，就平均水平而言，实在不多于今天的中学生。以明清为例，除了那几个通儒（他们中间许多人未曾“发”过），两榜出身的文官儿，胸中的货色，不过是若干高头讲章，几十部闱墨，略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复习资料、作文范例一类。念两首杜诗，背几篇韩文，人便要说他有才情；将“紫阳纲目”读个七成熟，便可以通人自命。至于经书，毛诗确要背一点的，《周易》虽然十句里有九句半不懂，也胡乱念完（《系辞》要背过），《礼记》、《左传》太厚了，至多看看选本，《书》经呢，进士出身的邹汝鲁向雍正承认“不曾读过《尚书》”，没有人大惊小怪，自邹以下，更不足论。这些还是“寒窗”之下念的，一旦做了官（翰林除外），便如《儒林外史》里讲的，满耳里只有“板子声，戥子声，签子声”了；至于让我们赞叹的诗文，其实是幕僚代笔的。

只有一种书，因为要从里面出考题，所有念过书的人都是极熟的，那便是朱熹注的《四书》。今天要说的《大学》，便是其中的一种。

朱熹在后代的地位，曾经是孔孟之下，一人而已。但他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人诟病，一是迫害唐仲友，打严小姐的板子，二便是补改《大学》。《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本未受人重视；直到唐代的韩李，才略微提起它们来。至宋渐渐为人所重。颜元说过：“两程出而前圣之道始乱矣。”他之所以要说这个狠话，便是因为修改《大学》，自二程始作其俑。在二程眼里，《礼记》杂出于汉代诸儒所传，往往谬乱无章，或仅记一些应对进退之类，其中完全合圣人之旨，又得道德性命之要者，首推《大学》、《中庸》两篇。尤其是《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可惜这扇门年久失修，哥儿俩以肩荷道统自任，自然要“斧正”一番。他们的改本从未流行，只保存在《二程全书》的角落里，成为一种史料，这里也不多说它。而朱熹的改本，几百年里深入人心，后世学子，只知朱子的《大学》，何尝知道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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