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国会的特点

笔者曾一再强调，‘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转型运动的终极目标。不幸在转型初期，这个议会却是个无法躐等施行的体制，一个可笑的大衙门和政治盲肠。它那八百罗汉的议员也是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的，生活腐化的高级官僚，何以如此呢？

首先是这八百罗汉之中，却没一个罗汉，是由中国老百姓真正投票选出来的。他们原是各省区之内，对革命有功的革命派和立宪派（老保皇党），甚或是一些特地为竞选议员而组织的各种社团的头头，相互斗争和协调，再经过各省县的咨议局或省议会（也不是民选的），和各省都督，分别指派出来的，他们没有选民。严格的说，他们也不代表老几。他们之中当然不乏才智之士，如胡适所说的‘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时北京的政治环境，尤其是这个罗汉庙，却是个逐渐腐烂的政治酱缸。任何才智之士（包括梁启超），一但投入，为时不久，就会变成一个党同伐异，争吵不休的北京特产的帮闲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们人多势大，而位尊禄厚。他们个体的年薪，平均为六千银元。以当时购买力来计算足够购买至少一千担华南的稻谷，或相同数量的华北大麦。这在当时饿莩遍地的中国之任何一省，都是个特大号地主的收入。另外，国会每次会议时，与会者更享有‘出席费’的高额补贴。至于山珍海味的宴会；花酒、鸦片、赌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与当时彻底破产的中国社会中亿万民众的贫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们事实上，与当时贪污腐化底军阀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却是统治阶层中，最大的一个官僚集团，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议员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做‘议事规则’。在正常集会时，除吵闹不休之外，往往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因为会议时法定人数，时有不足故也。当时很多议员个人生活也非常糜烂。吃喝嫖睹，拉关系，走后门，都视为当然。当年北京的红灯区，住满高级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国会议员，最爱光顾的游憩之所。社会人士也见怪不怪。君不见，当时清望所钟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长）、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和‘家长’，——陈独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转型运动的初期嘛。社会舆论不以为异呢。且用个今日大陆上的口语，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关于当年国会之不得民心，参见张玉法着，‘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九八五年台北版，所引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页四五零～四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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