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无法忘记她最后说的那句话，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的话：“但你防不住我。”我已经写了好几个星期了，我没浪费时间去重读自己写的东西，我状态很好。假如莉拉还活着的话——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着波河的水流冲击着伊莎贝拉公主桥的桥柱——她一定会忍不住来我的电脑里窥探，她会看到我写的东西。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一定会因为我不听话而发火，她一定会介入，会修订，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会忘记她对于“人间蒸发”的狂热。喝完咖啡，我洗了杯子，回到了写字台前，重新开始写作，我从米兰那个寒冷的春天接着写。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在一家图书馆里，那个戴着厚眼镜的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用讽刺的语气谈论我，还有我的书。我当时浑身发抖，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的话。后来，尼诺·萨拉托雷忽然冒了出来，他一脸黑色的大胡子，我当时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他用非常不客气的语气，抨击了那个对我说三道四的家伙。从那时候开始，我心里一直都在默默呼喊着他的名字——尼诺·萨拉托雷。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有四五年了吧——我紧张得浑身发冷，但脸却滚烫。

在尼诺说完了之后，那个男人举手示意要发言。很明显，他有些恼怒，但我过于激动，头脑混乱，没马上明白为什么他会恼怒。但我意识到，尼诺的发言把话题从文学转移到了政治上，而且他用了一种非常霸道，几乎有些失敬的方式。在当时，我没有太留心他们说的什么，因为我陷入自责，我无法原谅自己不能掌控住那种针锋相对的局面，我无法原谅自己在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面前语无伦次，虽然我口才不错。高中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种对我不利的局面，那时候，我选择了尽量模仿加利亚尼老师，运用她的语气和语言。但在比萨的时候，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对手，加利亚尼老师身为女性的楷模已经行不通了。弗朗科、彼得罗，所有出色的学生，当然还有高等师范那些优秀的老师，他们都用一种非常复杂的表达方式，他们写东西也非常考究，他们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有清晰的逻辑，那都是加利亚尼老师所没有的。这时候，我开始训练我自己，我想和他们一样，我感觉自己有时候能做到，我觉得我能运用自己的语言，能克服我面对这个世界时的种种不适，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避免仓促、草率的表达。总之，我已经掌握了一种讲话和写作的方式，通过非常考究的用词，还有稳重、深思熟虑、紧贴主题的句子，以及干净、正式、高雅的文体，常会让我的对手无话可说。但那天晚上，事情并没有向着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首先，阿黛尔和她的朋友们对小说进行解读，但后来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先生，让我觉得羞怯，我又被打回原形，又成了那个来自于贫民区的小女人，那个门房的女儿，操着一口的南方腔，很惊异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在那儿扮演一个年轻、有文化的女作家形象。最后，我失去了自信，我的表达变得紊乱，语无伦次。尼诺的出现，让我失去了所有控制，他对于我的捍卫，又一次证实了我的溃败，忽然间我失去了表达能力。我们都来自相同的环境，我们都非常努力地掌握了那种高雅的语言，但尼诺能非常从容地使用那种语言，不仅仅能很自如地反驳眼前的这个对手，而且能时不时地，在他觉得有必要时，在那种考究的意大利语里加入其他一些成分，而且是用一种潇洒、带着鄙视的语气，让人觉得，那个戴着厚镜片眼镜的老教授的腔调有些可笑。结果是，我看到那个老教授要发言，我想：他现在肯定非常生气，他之前批评了我的书，现在一定会用更糟糕的话来评判我、羞辱捍卫我的尼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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