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黛尔给大家分配了座位：我坐在尼诺旁边，在塔兰塔诺对面，她坐在塔兰塔诺旁边，尼诺对面。我们点了餐，这时候，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身上，他是一位意大利文学教授——我现在明白了——他长期给《晚邮报》撰稿，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人。无论是阿黛尔还是她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彻底放开了，不像在书店里那样克制自己，他们畅所欲言。他们说了那个人的很多坏话，然后大力赞扬了尼诺，说他做得好，就是应该挤兑那个老头。尤其让他们觉得愉快的是那老头离开大厅时，尼诺对他说的话，那是他们都听到，但我没听到的话。他们每个字都记得，尼诺笑着说他不记得了。但后来那些话被复述出来了，也可能是当场改编的，大概是这么说的：您呢？为了捍卫权威，还有权威的言论，您甚至可以把民主搁置到一边。从那时候起，只有他们三个人在说话，谈得非常热闹。他们说到了间谍、希腊问题、秘密审判和酷刑、越南问题，还有意大利、欧洲甚至是全世界的学生运动的不成熟性，还提到艾罗塔教授在《桥报》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论的是大学里的教学和研究条件。尼诺说，他认同艾罗塔教授说的每个字。

“我会告诉我女儿马丽娅罗莎，说您喜欢那篇文章，”阿黛尔说，“她觉得那篇文章写得很糟糕。”

“马丽娅罗莎只热衷于这个世界不能给予她的东西。”

“说得太对了，她就是这样。”

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未来公公的那篇文章，这让我很不自在，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在这之前，我先是要应付考试，然后是毕业论文，最后是那本匆忙出版的书，这些让我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对于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了解了表面，我基本没有关注过学生运动、游行、冲突、受伤的人、被捕的人，还有流血事件。我已经离开大学了，关于大学里的情况，我只能通过彼得罗的抱怨得以了解，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学生运动的：“比萨发生的蠢事儿”。结果是，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和我共餐的这些人对这些事都非常了解，尤其是尼诺，而我却不是很清楚。我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我们胳膊碰着胳膊，虽然只是隔着衣服的接触，但仍然让我很激动。他还是保留了对数字的热爱，他列举出了学校里注册的学生人数——简直太多了，还有学校校舍的真实容量，以及那些“权贵”的工作时间，那些人不是致力于教书、做研究，而是坐在议会里，要么给管理机构当顾问，要么是给私人企业当顾问。阿黛尔在那里听着，她的朋友也听着，时不时会插句话，他们提到一些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我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庆祝我的书出版，已经不是他们考虑的事儿了，我未来的婆婆似乎已经忘记了她提到的惊喜。我小声说，我离开一下，阿黛尔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个手势，尼诺还是热情洋溢地在说话。塔兰塔诺应该觉察到我有些烦了，他很小声地激励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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