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去找莉拉的那个夜晚开始，一直到我结婚那天——我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在佛罗伦萨结的婚，我们在威尼斯度了三天蜜月，我充满热情地开始了我的新婚生活——我一直尽我所能地帮助莉拉。实际上，刚开始我只是想照顾她，等她的感冒好了。那个阶段，我要收拾佛罗伦萨的房子，还有书籍推广的很多事情。电话不停地响起，我母亲在嘟囔，她把电话号码给了半个城区的人，但没人找她，她说家里装了这个玩意，简直是个累赘，几乎所有电话都是找我的。我为将来可能要写的新小说做笔记，我还尝试弥补我在文学和政治上的知识欠缺。但我朋友虚弱无助的状况，让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情，用越来越多的时间照顾她。我母亲马上就发现，我和莉拉的关系恢复了，她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她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仅仅骂我，也说莉拉的坏话。她依然觉得，她可以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她一瘸一拐地走在我的身后，批评我，有时候，我觉得她简直要钻到我的脑子里来，就是为了防止我自己做主。她刺激我说，你跟她还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你想想你现在的身份，还有她现在的样子，你写了一本恶心的书还不够吗？你还要和那个婊子来往？但我一直装聋卖哑，我几乎每天都和莉拉见面。我看着她在房间里睡着了，然后我出去，面对在厨房里等了一夜的两个男人，我努力帮助她重建自己的生活。

我对恩佐和帕斯卡莱说，莉拉病了，不能继续在索卡沃的工厂工作，她已经辞职了。跟恩佐根本不需要浪费口舌，他很早就明白了，莉拉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工厂里上班，因为她的处境非常艰难，她的内心很崩溃。帕斯卡莱呢，在他开着车子回城区的路上——那时候很早，路上没有什么人——他忍不住说：“我们不要太夸张了。”他说，在工厂里，莉拉的确是很辛苦，但世界上所有被剥削的人，都过着那种日子。他用他小时候就常用的一种语气，和我谈起了意大利南方的农民、北方的工人，拉丁美洲、巴西东北部、非洲、美国黑人、越南人民，还有美帝国主义。我很快就打断了他，我说：“帕斯卡莱，如果莉娜再继续这样下去，她会死的。”但他还是没停下来，他一直在反对我的观点，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莉拉，而是因为在索卡沃的工厂里做斗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觉得莉拉的身份非常重要，在他内心深处，他确信莉拉只是有些感冒，根本不需要小题大做，像我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操心一场感冒发烧，而不会担心一场工人运动失败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话他并没有明说，而是说得很含糊，是我自己说出来了，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就是想告诉他，我知道他的意思。这让他更加烦躁，他把我放到栅栏门那里，对我说：“现在我要去上班了，莱农，我们以后再谈谈这件事情。”后来我一去圣约翰·特杜奇奥，就把恩佐叫到一边，对他说：你如果为了莉娜好，就让帕斯卡莱离她远一点，她再也不能听到工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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